原文節錄：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：「叟（老先生）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
孟子對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王曰『何以利吾國』？大夫曰『何以利吾家』？士庶人曰『何以利吾身』？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弒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弒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為不多矣。苟（如果）為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（饜足、滿足）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」
賞析：
本章是孟子以仁義二字，打破當時諸侯之利慾，實為孟子一生尊王道賤霸術之主要思想也。
孟子本章對梁惠王的進言，是專就諸侯如何安內而言，其立言的角度又專就價值觀上說義利之別，以求根本扭轉時代的風氣。在整個時代講功利的風潮狂瀾中，孟子獨排眾議，大聲宣稱：「何必曰利，亦有仁義而已矣！」這一發自聖賢生命的呼聲，正代表時代的良知，與歷史的定盤針。
本章之「義利之辯」為孟子一書的開宗明義。孟子平生精研詩、書、春秋，他的思想乃聖門心法中孔子、曾子、子思的一脈相承，故孟子又是孔子學說的闡揚者。太史公（司馬遷）讀孟子一書，一翻此開宗明義的大意時，亦有一番感觸：「余讀孟子書，至梁惠王問『何以利吾國』，未嘗不廢書而嘆也。曰『嗟乎！利，誠亂之始也。夫子罕言利，常防其源也。故曰「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」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好利之弊，何以異哉！』」程子亦曰：「君子未嘗不欲利，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；惟仁義則不求利，而未嘗不利也。當是之時，天下之人，惟利是求，而不復知有仁義；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，所以拔本寒源而救其弊，此聖賢之心也。」
宋儒陸九淵，曾在朱熹所主持的白鹿洞書院做一次演講，題為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，說得師生感動得淚水直流；朱熹更是以此自愧，佩服不已，他開宗明義即說：「此章以義利判君子、小人，辭旨曉白；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，亦恐未能有益也。某平日讀此，不無所感；竊謂學者于此，當辨其志。人之所喻，由其所習，所習由其所志。志乎義，則所習者必在義，所習在義，斯喻於義矣！志乎利，則所習必在利，所習在利，斯喻於利矣！故學者之志，不可不辨。」他的大意是說：君子和小人的最大區別，就在義利兩字。如果念念不忘救世救人，便是君子。相反的，斤斤計較於個人的名利得失，便是小人，故凡是手執聖賢書，而一心卻在高官厚祿者，便是十足的小人。此番論說正是漢董仲舒「正其誼，不謀其利；明其道，不計其功」的精神。朱熹在敬佩之餘將本次演講的精義刻在石頭上，做為學生的座右銘，成了白鹿洞書院的教育宗旨。
蓋梁惠王即位的當時是國際最緊張的時候，打了三次敗仗，兒子被齊國所擄，國庫非常空虛，實在愧對祖宗和國人，故一見孟子劈口便說：「如何來利益我的國家」想不到孟子卻給他一個當頭棒喝，希望扭轉「私利」為「公利」－仁義之道，方是真正大利，此正是聖人之用心所在也！
其實義利之辨，最簡單的分別在於：為私而害公為「利」，凡事義理公正則為「義」，而為私而不害公（如自掃門前雪的自了漢）、利己利人、捨己為人均不屬於私的範疇，因為要求人人大公無私，如墨子之為天下共利而捨己為人，是很難做得到的，倒不如以儒家的「仁義」「中庸」為處事原則，便可稱為「宜」了，因為義即「宜」，處處合宜，便近乎道了。
賞析文字來自以下網站：https://blog.xuite.net/cyl401106/twblog
其他頁面的賞析文字來源與上同，恕不重引。